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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韩浩月


对于余秋雨“辞作家”,媒体和一些批评者有着一定的误解。在余秋雨发表在博客里的访谈中,涉及“辞作家”的内容不过一两百字,构不成访谈的主旨。此外,考量余秋雨原话的语意(“因此,我一再声明,我不是‘作家’”),会发现余秋雨的本意不是“请辞”而是“推辞”,两者还是大有区别的。

所谓“请辞”,通常是指该人被公认为从属于某机构,在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服务于该机构后而提出辞呈体面地退出。余秋雨否认自己参加作家协会,事实上已经与这个给予作家授号评级的组织漓清了关系,所以,“请辞”一说是说不通的。而余秋雨的“一再声明,我不是‘作家’”说法,则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,他被当成作家,是一个天大的误会,现在要“推辞”掉这顶不属于自己的帽子,让公众重新对其进行一次身份认定。

这真的是一个难题。除了作家之外,领导、学者、评委、主持人、行者、研究人员……余秋雨身上背负的称谓实在太多了,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令人尊重的,可是他又没有一再地声明自己愿意为人们所承认哪个角色,而是选择把一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没有授号和评级权的大众。这是一种不负责的推脱行为。因为,在余秋雨诸多的称谓当中,公众最为认同的还是他的作家身份,他被大家广为熟知的文化行为——包括出书、签售、演讲、封笔、抨击盗版等等,无不是和“作家”这两个字密切相连。现在余秋雨说自己“不是作家,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散文”,未免有些得了便宜卖乖的矫情。

如果没有季羡林先生前段时间对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、“国宝”这三顶桂冠的辞谢,那么余秋雨对自己作家身份的推辞或许可以博得一点廉价的掌声。同样是“辞”,季羡林体现出了一位95岁老人清醒的自省,虽然后有李敖出言贬低,但这丝毫不影响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自尊自重的形象。与季羡林的朴实且坚决的“辞谢”相比,余秋雨的“推辞”不仅有东施效颦的嫌疑,而且因其“推辞”语气的含糊和暧昧,让人难以对其的真诚度产生信任。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,余秋雨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毁灭而是塑造,不是急于摆脱作家的公众形象转而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大师神坛,而是勇于承担起一个作家的责任,把这个更贴近且有益于受众的角色扮演好。

文坛擅长作秀的人有很多,但余秋雨不是。他不像王朔那样心直口快朝令夕改把道歉当饭吃,也不像李敖那样狂妄自大目空一切,他只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犹豫不决、期期艾艾的特性,这导致他说出的话常常言不由衷,心里想要的时候嘴上却说不要,拐弯抹角,令人不可信。在人们需要快速理解、更喜欢直接表达的网络时代,王朔、李敖式的直白显然更受欢迎。现在余秋雨不再轻言“封笔”了,但他一些言论上的婉约作风,确实需要作一些改正,放弃掉文人一些不好的德行,痛痛快快地表达出内心真实的想法。

鉴于余秋雨对于作家身份的一再推辞,也为了尽快弥补丢掉作家外衣之后余秋雨在公众心目中的模糊形象,不妨将季羡林先生摘下的三项桂冠给余秋雨戴上试试,没准哪一顶他觉得合适便会默认着戴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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